我一边跟男朋友吃饭，一边经受着随时的拷问。总有一个强大的声音说：“学费都欠着，你有什么资格谈恋爱？”

第一次听到学生这样说时，艾苓教授感觉自己的心脏被狠狠地撞击了一下。

(资料图)

艾苓任教于黑龙江绥化学院，这里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孩子来自贫困家庭。她吃惊地发现，虽然“寒门再难出贵子”“阶层固化”类似的话题多次引爆热搜，但大多只是似是而非的概念，很少有人去真正关注寒门学子这个群体的命运细节：

他们到底来自什么样的家庭？

为什么说穷孩子和富孩子就是脑电波都不一样？

贫困如何留下了敏感自卑的心理烙印，限制了他们未来的发展？

这些真相只能从活生生的故事中去寻找。从2017年开始，她在社交平台上发布《贫困生调查说明》，邀请她的学生亲口讲述自己的命运轨迹。就像进行一次冒险的社会实验。

“这可能会冒犯到他们，或者再度揭开伤疤。”

但出人意料的是，学生们的响应特别热烈，即使多年前已经毕业的学生也参与进来，前后多达200多人。艾苓教授后来想了想，说可能是他们之前从来没有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

最终她的受访对象覆盖了从2000年到2020年一共21届毕业生。这似乎是冥冥之中的事情，因为2000年是中国教育的重要节点：高校全面取消分配制度，并大规模扩招。

“教育内卷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家庭出身对一个孩子未来的影响更加明显。”

她从中选了56个孩子，追踪了他们从出生到上学，从毕业求职到结婚买房等人生关键阶段，试图梳理出贫困和阶层如何具体影响他们的人生，以及他们为了实现阶层跨越，所作出的惊心动魄的努力。

他们的故事，最后集合成了这本《我教过的苦孩子》，由真故出版。

每个故事都直戳人心，催人泪下。北大教育学院教授林小英看完本书后，专门作序推荐。她说：

在大数据时代讨论教育、贫困、阶层等话题，很多时候会忽略鲜活的个体故事。而艾苓老师选择用当事人口述形式，让我们看到个体、社会、制度、人心的细微肌理。

贫穷的痕迹，上大学能抹去吗？

来源 | 真实故事计划

贫穷的滋味

小时候，我听到最多的话是 “你们家穷”。穷，成了别人指责我家任何一个人的借口。

有次同桌的钱丢了，一口咬定是我偷的。就连我妈妈都骂我说，不管咱家多穷，你也不该偷人家的钱。可是，我真的没偷。

但就因为穷，别人就觉得你会干坏事。

在《我教过的苦孩子》中，一个女孩子提到了这件至今耿耿于怀的事情。

艾苓教授通过这么多年的追踪观察，发现贫困带来的不只是物质上的困乏，更多是心理上的煎熬。

其他孩子只用专心学习知识，但他们还要学习压抑自己的饥饿，学习照顾生病的父母，学习忍受委屈、孤独，学习在没有爱的情况下独立成长。

有个女孩子从高中开始就独自照顾患病的母亲：

我高二的某一天，我妈突然就疯掉了。诊断结果出来，说是患上精神分裂症。

爸爸决定跟她离婚，对我说：“你也不要管她，不然会拖累一辈子。”他劝我把我妈送进精神病院。

姥姥还挺高兴的，她再也不用担心我妈挨打了。以前父母吵架，爸爸总是打她。

后来我去政府部门咨询，有位主任问我：“你今年多大了？”我说：“30岁。”

他说：“我给你指两条路。一条路是直接把你妈送到精神病院，你该走就走。

第二条路是把你的户口和你妈妈的分开，这样她就属于无保障人员，跟你没有关系了，我们再把她送进精神病院。”

但把妈妈送到那种地方关起来，她舍不得。

另一个男孩子提到这样一个扎心的细节：

上大学时，我和一位家境很好的同学逛超市。我觉得对方一定会买很多东西，我怕被看不起，就也买了一百多块钱的零食。结账时才发现，对方只花了五十多元，还有三十元买的是洗发水和沐浴露。同学问我为什么买那么多零食？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心里在滴血。

正像北大林小英教授指出的那样，还从来没有一本书，像《我教过的苦孩子》一样用如此翔实，又活生生的细节让我们看到寒门学子的真实处境。

他们的讲述平静、克制，毫不煽情，但每个字都狠狠地砸在泪点上。

很多读者都评论说“太好哭了”“今年泪点最多的一本书”。

贫穷是会留下痕迹的

对寒门学子来说，上大学几乎是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

但残酷的是，他们从一开始，就落在了起跑线的后面。

艾苓教授在书中提到了一个观点：教育内卷始于2000年。

就在这一年，我国大学全面取消了分配制度。而前一年，大学全面扩招。

一方面是大量毕业生涌入就业市场，另一方面是就业的自谋生路。这种巨大的落差导致了就业困难的大幅提升。

为了应对这种危机，家庭开始从幼儿园、学前班就进行投资，从起跑线上先人一步。早教、培训班、择校费、学区房等等抢跑手段应运而生，直至孩子考上最好的大学。

内卷由此开始。

“出身贫困的孩子和其他阶层的孩子一下子拉开了差距。”

《我教过的苦孩子》中，大多人上学的时候几乎没有接受过校外培训，甚至不曾听说过。

一项针对首都大学生的调查也从数据层面佐证了这个事实，农村户口学生在初中时候请过家教的比例是12.9%，对应的城市户口学生的比例是38.6%。

后者几乎是前者的3倍。

农村户口学生高三请家教或者参加补习班的比例是5.4%，城市户口学生的比例是25.7%。

后者几乎是前者的5倍。

教育资源的不公，让这些孩子先天性落后一步。这些早已被讨论多次，但从来没有像《我教过的苦孩子》一样，用如此充分的细节证明了这一点。

但艾苓教授说，这还不是最重要的发现。

更核心的是，她第一次如此真实地看到了长期贫困对孩子心理结构，以及思维方式产生的影响。

“出身贫困家庭的孩子没有安全感，有的还有讨好型人格。”她说，“这让他们在做决策时，往往偏向保守，放弃了更好的机会。”

一个受访的女孩在初中时成绩优秀，本来可以去省重点高中上学。但校长找到她，劝她留校就读，说只要每学期期末成绩保持在年级前十，就免三年学费。

她最终选择了留在这里。因为父亲去世，母亲一个人挣钱养家，她想给母亲减轻一点负担。

“这些孩子都是被贫困耽误的人。”艾苓教授说，“虽然他们都聪明，有超出常人的勤奋，在小学、初中时候都是班上的尖子生，还有很多是村子里的第一个大学生。”

但没有安全感，会让他们放弃更好的高中，更好的大学，或者是考研、出国的机会。

《我教过的苦孩子》追踪了这些孩子从出生到求学，从工作到结婚等人生关键阶段。这种长时段的观察，让贫困对人生的限制体现得更加突出。

一个受访的男孩子说，贫困不只是一种物质状态，更是一种心理顽疾，即使成年后也很难摆脱，近乎一种贫困基因。

艾苓教授对更多寒门学子的观察也证实了这一点，真正难以摆脱的，不是一时的经济困境，而是贫困滋生的心理习惯。它会导致贫困的再生产。

这才是寒门难出贵子的深层原因。

在《我教过的苦孩子》之前，还没有一本书如此关注“贫困心理”如何一步步波及寒门学子的未来。有读者将它跟BBC的传奇纪录片《人生七年》相提并论，称之为纸质版的《人生七年》。

摸爬式努力

艾苓教授在书中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摸爬式努力，用来描述贫困孩子独特的成长过程。

“很多中产家庭，以及出身更好的孩子，有好的资源支撑，一路几乎是直升机式成长。”

但贫困生不一样，“他们只能一点一滴地在泥泞中摸爬，要走很多的弯路，然后取得一点点进步。就像那句流传甚广的话：我奋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

艾苓教授在书中记录了一对95后情侣的摸爬过程，特别动人。他们都来自贫困家庭，在北京漂泊，但他们为自己的目标做了特别务实的规划。

2019 年元旦那天，我俩把手写的小目标贴在墙上，其中一项是存款 15 万元。如果这个目标实现，我俩打算在呼和浩特买房。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们做了细致的计划：

我们的日常支出主要是房租和伙食，搬到五环外，房租每月 2600 元就够了。平时公司管饭，周末我们自己做，每月支出计划是 1000 元。此外，还有交通费 500 元、水电费等 500 元、学习费 500 元、游玩费 800 元。

通过精打细算，他们实现了这个目标，然后继续下一个目标。

2020 年，我们贴在墙上的小目标是：在呼和浩特买我们的婚房和利用专长做副业。我们还在书架上贴了一句话：复盘完成，才算完成。每件事不是做完就完了，我们还得像下围棋一样复盘，总结得失。

很多受访的孩子，都像这对情侣一样务实、灵活，他们知道自己的人生没法奢望一步到位，于是逐渐摸索出一种“小目标，多阶段”式的进阶方式，对目标进行精细化管理。

《我教过的苦孩子》在文中画出了每个孩子的人生轨迹图，以一种具象化的方式呈现了这种漫长、曲折的摸索。

图｜摘自《我教过的苦孩子》

根据艾苓教授观察，寒门学子，尤其是80后这一批人，多通过考编、考公改变命运。他们叫做“考碗”，考取一个铁饭碗。

“他们在考试上有优势，考碗能继续这个特长。”艾苓教授说，“同时这也是他们视野范围内的一个很好的选择，稳定，体面。”

但到了90后这批，考碗有所减少。他们的视野更加开阔一些，大多离开黑龙江，去大城市闯荡，从事互联网行业，做自媒体。虽然一开始起点很低，做销售，做运营，辗转多个城市、公司，但他们没有放弃“摸爬”，一点一点地追求一种细小的，但确定的幸福和成就。

上文情侣中的女孩回忆说：

他们公司的下午茶有各种各样的水果和点心，小蛋糕每人一份，他一定带回来让我品尝。有一次，小蛋糕上有冰激凌，带回家的时候冰激凌已经化掉了。他给我讲冰激凌的造型，解释其中的创意，我好像真的看到小蛋糕原本的样子。

还有一对情侣终于买到了自己人生的第一套房：

2005 年 5 月装修完毕，我俩去新家，把屋里擦干净。他出去买东西，我在地板上打滚，阳光照在地板上，好像跟着我一起打滚，那种感觉太幸福了。

以往在讨论贫困生的时候，外界总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怜悯，描述出来的画面也是苦涩的，灰暗的。《我教过的苦孩子》首次让这些孩子自己发言，全部采用自述的方式。

“我在听他们的故事时，”艾苓教授说，“就有一种笃定的温暖的感觉，好几次忍不住落泪。”

《我教过的苦孩子》同时还试图回答一个尖锐的，这几年被频繁提起的问题：

读书还有没有用，是否还能改变命运？

艾苓教授的回答是肯定的。

“其他阶层的孩子有更多的资源和机会，可以通过很多种方式成功。但对出身贫困的孩子来说，上大学很可能是风险最低，也是现有条件下最公平的上升通道。”

她经常想起一个受访的男孩子。

他高考时考了县里文科第五名，一家人历经艰辛才凑足了5000块的学费。他说：

上大学前那个晚上，大哥让大嫂炒了四个菜，请来叔叔、 姐姐和姐夫，一家人为我送行。端起第一盅白酒，大哥泪眼朦胧，四下环顾说：“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你们放心吧，咱家终于有大学生了！”

那天晚上，那些离开的亲人好像就在身边，特别是帮我上学的奶奶，他们都参加了这次团圆饭。我对所有的亲人说：“谢谢你们！放心吧，我一定不负众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