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杰（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

关于传统文人，在我们的想象中总会有一种闲雅自然的印象。当下的人们对于传统“文人生活”充满了好奇与艳羡，并希望能够从中汲取生活的智慧。而在这个充满韵味的“文人生活”中，各种被文人精心挑选出的“物”之作用往往举足轻重。北大学者李溪在《清物十志：文人之物的意义世界》中，便从众物中精挑细选出十样，围绕着它们来为读者重构与解析传统文人生活与世界里的丰富内涵与意义。

物本身是无言的，而是在使用中才会被赋予相应的价值与象征意义。传统文人通过对某些特定之物的使用、喜爱和阐述，从而创造出一批特殊的文人“清物”。这些物看似日常且普通，但它们在文人的生活世界里却往往是作为个体精神、气质和审美的象征，通过这些外物，文人才得以含蓄又尽情地展现他们隐秘的精神与情感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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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物十志》中，作者选择了“几”“琴”“剑”“砚”“石”等在传统文人世界中别具意义的物，它们常常出现在文人的诗词、绘画以及日常之用中，成为去伪存真的印记。而其中的核心便是对世俗与名利的超脱，由此展现出遗世独立的风华与气质。

在“听琴”一章中，李溪通过对儒家乐教、庄子对“无弦之琴”的赞美以及俞伯牙钟子期高山流水的故事，为我们展现了由“琴”以及“听琴”这一行为所创造出的多重精神气质。其中既有通过和谐之音而期望塑造的君子风度，也有“无弦得真”这样深刻的精神境界以及如竹林七贤般聆听自然之音的审美与情感追求……围绕着“琴”而构建起的意义随着一代又一代文人的参与而变得更加丰富与鲜活，使这一共享的文化传统与精神气质得以流传，由此产生出传统文化中最典雅精妙的核心。

《清物十志》发现这些文人之物在文人作品以及日常生活中的频繁出现，说明了这些物早已经融入了文人的精神世界。而“文人之物事实上并不会是某一种‘物’，它只能是一种‘本真存有的状态’，或称为一种‘事’。”也正因此，对于文人而言，并不存在物我二分对立的问题，而是一种不粘连、无拘无束且游刃有余的特殊状态。由此，这些“用物”才能转化成“意象”，突破它们有限且有形的特质，从而获得一种更加永恒的形象，成为文人生活与精神中不会被世俗污染的“清”。

古人虽说“玩物丧志”，但文人之物恰恰通过“清”“浊”来区分对物的理解。那些痴迷于物，把它们看做是为谋利、名望或身份象征的行为始终为文人所鄙。如苏轼曾提醒的，要“寓意于物，而不留意于物”，因为一旦产生对物的依赖也就失去了由此建构出的物之意义空间，而落入尘俗。李清照曾在《金石录》序言中提及自己曾与丈夫为了收集物而经历的困难，尤其是她在鼎革之际带着一箱箱物品的逃难最终导致她为物所困，这便落入了文人们所谓的“俗”中，李清照为此不得不加以解释辨析。

文人之所以对依赖于物保持着警惕，恰恰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样的关系依旧未能脱离利益属性，是形而下的，而如果渴望获得真正的精神境界，就需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由此才能在滚滚红尘中保持自我的高洁与品质。这样一种几乎是精神洁癖的审美气质和传统文人的社会处境息息相关，外在的压力、各种规矩以及面对皇权的压力，让他们不得不退回自己构建的精神世界中，通过对其生活和存在的审美化，来应对那些他们无法控制的危机与变化。

因此在《清物十志》中，我们会看到文人们除了欣赏物，还对一些行为和实践津津乐道，如“煎茶”和“种菜”，尤其是“种菜”这一看似属于劳力者的日常工作，通过文人们对其内涵的发掘和创造，而让它成为文人存在于世的一种方式。他们通过“种菜”这一行为来展现某种不同于庸常的自我气质以及生活风格，它们对自己种菜最终能有多少收获的关注也远少于对于这一躬耕实践所具有的精神和审美意义。

文人不需要那些精致的物或行为来创造“艺术”，他们更加注重自己在这个世界中生活的方式，也正是这些方式塑造了他们是什么样的人。这样的精神性生活是传统文人世界里的核心，他们和物一起创造了一个区别于世俗的生活世界。因为文人和物之间是互为知己的关系，它们是“文人品格的印证”，在“它们中间深藏着文人的自我”，因此不存在互为工具的现象。这就好像我们和自己的朋友一起创造了一个属于我们的生活空间与生活风格，而这样的空间其实就是世界，就是我们人类所生存和创造的地方，物也在其中，但它们并未使这个世界变得荒漠化，反而是和我们一起让它变得生机勃勃。

也正因此，我们才会在李溪这部严谨的学术专著中读出盎然的生机，即使她研究的这些物依旧存在于我们当下的生活之中，但曾经由文人所构建的丰富内涵却早已经干涸。通过李溪对传统诗文的解读、对绘画的欣赏以及对文人们日常生活的关注，让我们得以再次感受到文人之物中蕴藏的生机以及他们所创造的审美化生活。我们可以想象，也憧憬那样的生活，一种于世俗之中但不为世俗所累且能随心所欲的存在方式。它既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精神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