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认为中国根本就不曾有过资本主义萌芽的论断，笔者认为尽管在明清时期，主要的社会经济基础并未发生改变，依然是小农经济占据优势，而且政治统治上也是在实行君主专制，但应当看到中国的经济是在不断地往前发展，在经济发达地区已经出现了初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工场和一种新型的劳动关系――雇佣，尽管当时整个社会还是处在一个封闭的超稳定的系统内，但不能因为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统治形式未发生改变就否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发生。        今天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再探讨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相关资料图)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再探讨

一、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产生时期的论争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学术论争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界定的标准，我国理论界一直众说纷纭，未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一般来说，学界都倾向于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对矛盾统一的关系体上去找寻答案。

比如，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或生产组织必须能生产出剩余价值，劳动组织要真正存在雇佣劳动，并此种生产关系还须逐渐发展壮大。还有人认为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条件包括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状况，当做媒介的商业和商人资本的存在和发展，以及地租形态的发展变化。”[1]20世纪90年代以来，魏千志在《明清史概论中》提出，界定资本主义的萌芽必须要满足三个条件，简单来说就是工人拥有自由;生产资料所有者是为了获得利润，获得社会价值才生产产品;雇主用大量的工人以维持生产规模和产量。

虽然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分析得出了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产生于历史的不同时期，但进入80年代后，绝大多数的学者肯定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最早出现在明代，确切地说，是产生于明代中后期。自然，即便是已得出最终的结论，但终究还是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如吴晗认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应出现在明代早期，还有学者主张是在明后期至清早期。2但大体趋势是承认中国资本主义的因素萌芽于明代中期，至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则进一步发展。

主张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生在战国、两汉、唐宋、元代的学者，都只关注了资本主义关系产生的某一要素，或是生产中存在的协作方式，或是有大量的自由雇工的出现、或私有生产关系的存在，如雇主对生产资料占有的私有化等。但这些要素很少能够在一个时期同时出现，即便出现，其地域范围也极其有限，多半是限定在经济较发达的江南和沿海地区。

比如宋代，单从生产力来看，宋代已经具备了资本主义萌芽的物质基础。但是，如果从生产关系和社会条件来看，生产关系中的租佃关系、徭役赋税和工商业发展等方面又受到强烈的封建束缚，并未见松弛。同时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和意识形态的僵硬，也一直未减退。

因而，宋代只能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准备阶段。所以，综合而论，明代以前的“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只是带有一定的偶发性和不确定性，并不具有普适性。而明清时期之所以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时期，笔者认为正是因为经过前几代的经济发展，此时的社会已积累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变化的必要因素，如果唐、宋、元三代是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准备阶段的话，那么明清不论是从社会经济的生产力发展还是劳动者的雇佣属性来说，都基本满足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因素，尽管弱不禁风，但毕竟还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艰难的诞生了。 

二、中国资本主义的特点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发现，与中国相比，西方国家的封建关系较为松散，缺乏对市民阶层的控制，所以西方资本主义萌芽的特点是出现时间早、完成速度快、资本主义关系要素具有完整性和典型性。即便是与中国有着类似历史特点的日本，在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方面却走上了一条与中国完全不同的道路。比如，中日两国都在18-19世纪拥有棉纺业，但日本的棉纺业在政府的支持下发展速度快，所以其资本主义程度较高。

第一，产生的资本主义生产因素脆弱。

当时，中国社会生产虽然出现了一些变化，但基本结构未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在农业生产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封建主经济，封建土地所有制依然是当时社会的经济基础。所以，手工业中产生的资本主义要素对农业生产、经营产生的作用微乎其微，自然经济无法解体，封建经济结构的坚固性使商品经济无法登场，始终束缚着中国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进程。

第二，发展缓慢，易于夭折。

封建专制主义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的强大的阻碍力。这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缓慢的主要因素。比如：传统的“重本抑末”政策;明清时期的“海禁”政策”;明清的“取具保结”法和限制对外贸易的法令、限制民间手工业发展的法令等。这些都极大限制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使本已脆弱的生产关系更加不堪一击，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列强侵略中国，中国的资本主义进程即宣告终止。

第三，产生的地域有限，影响力不大。

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化只局限在江浙及东南沿海地区，尽管在陕西和山西也有了一些商业活动，但总体而言，资本主义仍难以蓬勃发展，这种资本主义的萌芽充其量只能算作是部分地区的生产关系的一定程度上的变革。

第四，权利意识薄弱，未形成资本主义关系必需的文化环境。

儒家伦理道德观念一直作为传统中国的思想准则，其“重义轻利”、儒家总是视国家和天下为一家一族，当个体利益与国家利益以及社会整体利益、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总是毫不例外地强调个体利益应服从群体利益和国家利益，并提倡一种大公无私，公而忘私的精神。因为缺少资本主义因素存在和继续发展的土壤，所以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注定是不会长久的。 

三、结论

有学者认为中国根本就不曾有过资本主义萌芽的论断，笔者认为尽管在明清时期，主要的社会经济基础并未发生改变，依然是小农经济占据优势，而且政治统治上也是在实行君主专制，但应当看到中国的经济是在不断地往前发展，在经济发达地区已经出现了初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工场和一种新型的劳动关系――雇佣，尽管当时整个社会还是处在一个封闭的超稳定的系统内，但不能因为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统治形式未发生改变就否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发生。       根据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论述，生产力的发展会引起生产关系的改变，而生产关系的变化又反过来会必然带动生产力进一步的发展。既然我们已经承认明清时期生产力有了一定的发展，那么就没有必要否认与之适应的新的生产关系的产生。所以，笔者认为根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判断标准，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应该诞生于明朝中后期。

[注释]

①持此观点的主要是邓拓，他认为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发生在明万历和清乾隆年间。这是因为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中国的资本主义因素在此时期内找到了萌芽生长的比较适宜的土壤。另外，黎澍也认为明朝早期在江南地区出现的丝织业只是偶然的个别手工业生产，到了明末清初，我们不仅在江南地区的丝织业中，并且在其他地区的其他行业中，都可以看到个别的类似手工工场的生产组织的出现。(见：邓拓著：《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92页;黎澍：《中国的近代始于何时?》，载《历史研究》195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