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都没有想到，今年春节档最出圈的词是“绝望的文盲”。而最近，因为上海戏剧学院关于高考文化课要求的新闻，“绝望的文盲”这个词的热度持续不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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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从央视网批评几位演员在采访中脑袋空空、言之无物甚至出现常识性错误，再到某电影官博屡次出错引发争议，一场针对内娱从业人员文化水平的讨论在网上吵得沸沸扬扬。虽然不少粉丝努力将此次声讨定性为“饭圈”争吵，但其实也无法阻止“吃瓜群众”对演员“没文化”的不满和吐槽，对他们来说，恐怕“苦内娱文盲久矣”。

也正因为此，2月18日，当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学生高考文化课须达一本线的消息在网上传开时，网友们纷纷叫好。尽管随后校方表示这一消息系误读，但演员的文化课成绩、学历背景显然已成为观众期待解决“绝望的文盲”的一个焦点。

《喜剧之王》（1999）剧照。

在这番热议中，人们希望考试竞争机制能淘汰掉“没文化”的演员，并筛选出“有文化”的演员。确实，学历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它掌握在较少人手中，高学历也往往意味着更高的社会评价。学历背后的考试竞争机制自然被当成杜绝“绝望的文盲”再次出现的不二法门。似乎，能通过激烈的考试、取得文化课高分和高学历就必然意味着他们成为令人期待的、“有文化”的科班演员。这种期待可能终将落空。学历与“有文化”的演员，二者并非必然关系。立“学霸人设”这一圈内时尚频繁“塌方”，就是最简单的例子。而像赵丽蓉“无高学历但真有文化”的反例，也在呼应二者的关系。寄希望于学历的期待，实际上也是一种“学历崇拜”，而这种崇拜由来已久，把它视为解决“绝望的文盲”的方法也不过是社会历史心理的某种延续。

撰文｜帕孜丽娅

“学历崇拜”：一种渊源

对学历的崇拜不分领域也不分国家，高学历者普遍被认为掌握了更多知识与文化，也有更高的修养。但人类并非一开始就崇拜知识与文化的。对早期的人类而言，解决生存问题才是王道。社会分工逐渐形成，脑力劳动的价值开始凸显，这才使得知识成为一种受追捧的资源。

考试制度的推行使得读书成为一种社会上升通道，“学而优则仕”便是真实写照。如科举制，从书生到秀才再到举人、状元，一个哪怕出身贫农家庭的人也可以通过这样的路径实现阶层跃升。但这也意味着竞争的激烈，许多人寒窗苦读几十载，依然没能考取功名。也因此，那些能够金榜题名的人会被认为是社会中最优秀的群体之一，或者说，社会的精英。

《武林外传》（2006）剧照。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变迁，诸多历史观念习俗已消失或改变，但对教育、学习的推崇依然延续至今。这背后自然有着教育是实现阶层跃升的重要途径的原因，学历越高，社会地位上升的可能性越大，加之每一阶段的考试选拔都意味着淘汰另一批人，能通过竞争一路走到最后的自然会被认为是优秀学子。因此，普通人对高学历的追求和崇拜也就不难理解了。

换言之，在大部分人眼中，高学历者意味着社会精英。

实际上，现代“学历崇拜”的发源地是西方。在美国，“学历崇拜”可以对应“credentialism”，理解为“文凭主义”，即“以人的受教育程度作为社会优劣假设的基础，以及评判其社会地位的指标”。显然，在如今的社会背景下，“教育”或者说“学历”成为人们获取权利与资源的重要手段之一。正如布尔迪厄（也译作布迪厄）所言，“我们在差异化社会中注意到的社会空间的结构是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这两个基本的分化原则的产物，因此，对文化资本分布的再生产起决定性作用，进而又对社会空间结构的再生产起决定作用的教学机构，就成了人们垄断霸权位置而进行的争夺的关键。”

《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法] 皮埃尔·布迪厄 著，杨亚平 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7月。 

布尔迪厄对国家精英的讨论与他对权力、场域的思考一脉相承，他指出，学业评判是社会评价的婉转化形式，当社会评判用看似打破阶层差异的学业评价形式出现时，人的区分就变得可以接受了。因此，学业神化就是要使精英和凡人的边界得到普遍的认同。他强调，学业制裁“能够产生某些特殊的、被分离的、被神化的人群”，当这一部分人群和“凡人”之间分离出来的边界获得全社会的认可，使“他们得以被神化的差别成为公开的、人尽皆知的、得到共识的事实；并且由此转变被录取者的信仰，使他们认识到（并且认同）自己的特别。”

整个社会都已经认同学业可以成为区分“精英”与“凡人”的标准，“凡人”自然会认为通过“学业选拔”的“精英”是不平凡的、是优秀的、是值得赞美和学习的。我们的慕强心理在这种时候也会发挥作用，让我们给那些高学历群体自动加了一层光环与滤镜，默认他们比普通人更优秀。同样地，为了获得那样的光环、被其他人羡慕、赞赏、崇拜，我们自己也会尝试努力获取更高的学历。

而当这种学历崇拜转向演艺行业时，我们可能会关注他/她是否是科班出身？曾经的文化课成绩如何？与普通文化课考生相比，文化课成绩能排到哪种层次。在这样的分类与评价中，我们默认了科班出身的演员在表演技巧上得到过更系统的训练，文化课成绩好的演员对剧本的理解会更透彻，表演也就会更好，也因此，每当北电、中戏、上戏等艺术类院校传出要提高文化课成绩时，大部分网友都会表示支持。

但我们需要思考的是，文化课高分与剧本理解和演绎能力之间是否可以完全画上等号。

学历与表演的非必然关系

学霸人设在演艺圈屡见不鲜，从明星到粉丝会从考试分数、毕业院校、学历等各个角度来论证自己在学业评判中的表现。这一点无论在日韩，还是在欧美国家，都普遍通用。这种论证思路的逻辑是学业成绩好所以更聪明、更有文化、各方面都更优秀。而这一逻辑是日常生活标准的延伸。

在生活中，大部分人对从事金融、法律等中产阶层职业的人是直接默认“有文化”的，我们很难想象“绝望的文盲”这种事情会发生在一个知名律师身上。

《文凭社会》，[美] 兰德尔·柯林斯 著，刘冉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6月。

中产阶层职业对很多人而言充满了吸引力，但有限的岗位也意味着激烈的竞争，因此，对个体而言，应对职场招聘要求的方式，只能是获得更多的教育。随着这类职业对个体学历、学位、专业技能的要求越来越高——尽管这意味着会出现兰德尔·柯林斯所说的“教育通胀”，但为了赢得工作，相关专业的学生和从业人员也只能越来越“卷”，这种“卷”就会让我们认为能在激烈竞争中获胜，那一定是全方位优秀的，那自然是有能力有文化的。当整个社会对优秀、能力的标准趋向统一且具体，我们也就会默认这就是真正的标准，对某一群体的向往和崇拜背后恰恰就是对这一标准的认可。

但需要注意的是，演员这一行业具有一定特殊性。某种意义上，演员是一种强调专业、技术能力的职业，他们需要在对某一角色理解的基础上，在镜头中演绎出来，进而吸引和感染观众。表演中的哭、笑、一举一动都需要揣摩与学习，甚至形成某种肌肉记忆，而这种能力既需要一定的天赋，也需要足够的实践，换言之，相较于书本知识，表演更强调经验性。也许是因为这一点，大部分观众会更信任科班出身的演员，认为这些演员有足够的学习机会，表演上的经验也会更丰富。

《首演之夜》（Opening Night，1977）剧照。

除了表演经验，对剧本和角色的理解能力同样重要，对观众而言，“文盲”演员真正可怕的点在于很可能完全看不懂剧本、无法理解角色，这自然意味着观众可能会看到一场灾难性的演出。

这种时候，高学历、学霸人设似乎就能派上用场，仿佛只要有了文凭和成绩单作为担保，就不怕被评价为不理解角色。

赵丽蓉（1928年3月11日—2000年7月17日）小品《如此包装》（1995）画面。

可事实上，在表演面前，学历、文凭并没有决定性作用。赵丽蓉、王宝强等演员尽管在学历上毫无优势，但丝毫不影响他们成为优秀的演员，相反，另一些高学历的演员也贡献出过灾难性名场面。显然，演员的评判标准与我们日常中的中产阶层职业并不相同，换言之，学历、文凭、文化课成绩并非演员入行的敲门砖，更不是必要条件，尤其是对如今的流量明星而言，文化水平、知识体系并不重要，似乎只要有足够的外形魅力，满足粉丝的幻想与资本的需求，他们就可以赢得想要的一切。在这里，知识水平只是一个加分项而非必需项。

也许正是因为学识不是演员明星必须拥有的素养，才会让文化水平成为演艺圈的稀缺资源，见惯了脑袋空空、别字连篇、毫无常识的“九漏鱼”，读书多、会写作、知识面广的演员明星就会显得格外有吸引力。

因此，我们对“绝望的文盲”的嘲讽，实际上并非是出于对他们学历的关注，而源于一种文化崇拜。

招致不满的“没文化”

有意思的是，我们很难给文化一个明确的定义，雷蒙·威廉斯也是在经过长时间的研究思考后才给出了一个相应的解释，“文化是文明的产物，文化赋予文明的精神基础。”特里·伊格尔顿认为，文化的概念是由工业文明孕育的，“‘文化’这个词直到19世纪才流行起来。日常经验越是空洞、贫乏，相反地，文化的理想就会被抬得越高。物质文明变得越粗俗，文化便会显得越崇高而脱俗。”如果从这一视角来看，正是因为物质文明“不够高级”，我们才会对有文化的人有所崇拜。

《论文化》，[英] 特里·伊格尔顿 著，张舒语 译，中信出版社·新思文化，2018年11月。

由此，学历崇拜在当下的逻辑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对崇高文化的崇拜，一个表现出文化底蕴的人是脱俗、高雅的，在一众沉迷于“低俗”物质生活和媒介消费的人当中，这样的人就会变得格外有吸引力。

为了得到更多人的喜欢，娱乐圈同样有尝试过立“有文化”人设的演员明星。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或摆拍各种书的照片，证明自己读书了；或摘录各种语录抒发感想；又或者在访谈中故作深沉以表现自己有思想——尽管访谈内容漏洞百出、完全不通。这些明星努力让自己显得有文化，以满足自己与受众的文化崇拜心理，却在最后纷纷以翻车告终，再次证明内娱遍布“绝望的文盲”。

《我是路人甲》（2015）剧照。

不过，大众这次对明星文化水平的讨论更多的并不是为了证明他们有多“没文化”，而是在讨论，这些占据了大量流量的明星艺人，为何拿着这么高的收入，却连最起码的工作都做不好。这些明星主演着大量作品，挤压了许多优秀却不那么有名气演员的空间，最后交予观众的只是一部部只有粉丝能看下去的作品。与其说观众无法忍受明星“没文化”，不如说大众已经厌烦了许多明星的“德不配位”。

实际上，并不是只有现在的演员明星文化水平低，张柏芝会写的汉字都有限，连“弓箭”都写错过，周迅更是直接说自己不爱读书，但我们并不会指责她们不配做演员，更不用说她们是“文盲”。这种不同标准的前提是本职工作的完成度，张柏芝、周迅的表演能力与成就毋庸置疑，可如今被嘲笑为“文盲”“九漏鱼”的明星们，演技不合格不说，就连日常的综艺、采访都频频出错，甚至发个微博都可能闹出离谱的笑话。正如生活中我们会厌烦那些基本工作都做不好的同事，面对明星，我们也无法喜欢连最起码的敬业都做不到的人。

内娱流量明星过高的收入，也使得他们实际的文化能力让人难以接受。尽管职业演员、明星的出现已有一定的历史，但明星与普通人生活的差异从未如此大。以对“绝望的文盲”不满的年轻人为例，他们苦读十几载，之后可能还要经历考研、考博、考公、求职，在学历、文凭、技能上“卷生卷死”，再之后也许还面临着“掏空六个口袋”的房价、高昂的生活成本，已然疲惫不堪，而当感受到的只有重重负担时，看到连基本的文化常识都不过关的明星可能日入“208万”，恐怕谁都无法保持心态平和。

或许，在“绝望的文盲”正在想办法如何摆脱“没文化”的印象时，这些年轻人还在为如何变得“有文化”通过考试而焦虑。

本文内容系独家原创。作者：帕孜丽娅；编辑：挪冬；校对：刘军。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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