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

最近，全国政协委员周世虹的一则建议，引发广泛关注。周世虹提出，应取消对罪犯子女考公的限制，废除有关直系亲属、旁系亲属等有过被刑事处罚等处分而影响考生或被政审人政审的规定。在他看来，政审应当以被政审人的现实表现为主，注重以实证证据予以证明。为了佐证观点，周世虹指出：没有足够的科学证据证明，被告人犯罪，其子女、被扶养人、受其影响的人等就一定会有犯罪倾向、犯罪意图或者犯罪行为。

此事经媒体报道后，有人提出疑问，怀疑取消相关限制后，会不会降低法律对犯罪现象的震慑力与约束力。与此同时，也有人认为犯罪人员的子女就该付出代价，否则对受害者的家庭成员不公平。还有人以假设方式举例，提出如果有犯罪者的子女处心积虑进入司法队伍，伺机为父母翻案、报仇该怎么办。面对种种质疑，周世虹接受九派新闻采访时表示：打击犯罪和保护人权应当并重，被告人犯罪，其子女受到处罚，这样的思维与罪责自负的法律原则相违背。

事实上，关于犯罪人员子女考公、考编、参军的政审问题，一直以来都存在各种争议。所谓“犯罪人员子女无法考公考编参军”，也不是统一的明文规定，而是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般规律。大多数情况下，政审都是党政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军队录用新人的最后几道流程之一，其具体标准在不同地区、不同单位、不同岗位不完全相同。家庭情况相仿的求职者，在不同情况下的政审结果，也可能有所不同。

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说周世虹的建议是要废除某项具体制度，不如说其实质在于呼吁消除对犯罪人员子女的制度性歧视。从这个视角出发，我们还应认真辨析：目前的法律法规对犯罪人员子女就业主要有哪些限制？这些限制的存在理由是什么？这些理由是合理还是歧视？又是否有必要继续存在下去？基于朴素的直觉，简单地支持或反对这一观点，无法触及问题的关键。唯有就事论事，以法治精神为基准，综合考量社会效益，才能使人作出理性而明智的判断。

当我们泛泛而谈，提出“犯罪人员子女能不能考公”这种整体性问题时，很多人出于朴素的正义观，都会不假思索地给出否定回答。但是，如果将场景具体化，却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此前，每当有男性家暴妻子的新闻出现时，网上常会出现“家暴犯被追究刑事责任会不会影响子女考公”等讨论。在现实中，也确实出现过家暴受害者为了孩子前途不受影响，故意不寻求法律帮助的情况。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人从小父母离异，其中一方抛家弃子，自己在外面违法乱纪，最终却要被抛弃的孩子承担后果。面对这些情况，大多数网友的反应都是心疼，而不会觉得他们“活该”付出代价。

仔细观察那些反对周世虹建议的发言，不难发现，网友们不希望看到的，也只是某些具体现象。譬如，很多网友都指出：如果有落马腐败分子的子女进入公务员系统，利用父母的人脉资源一步步晋升，会让人感到极不公平；倘若有贩毒者的亲属进入缉毒队伍，也会让人感到不寒而栗。人们对这些现象的反感，其实和人们对家暴受害者子女或被抛弃的孩子的同情并不矛盾。通过合理的制度优化，完全可以做到既不损害无辜者的利益，也防范各种潜在风险发生。要实现这一目标，重点就在于系统梳理现有规范，使其逻辑合理且统一。与此同时，相关规范也应更加公开透明，让符合条件的求职者大胆报考，防止不符合条件的求职者“浪费感情”。

什么样的限制合理？什么样的限制不合理？一个简单的标准就是，那些确实有助于排除业务风险的限制，是合理的工作需要，而那些纯粹为了把人刷下去的限制，则是不合理的制度性歧视。举例来说，执法、司法系统招录工作人员，当然要考虑候选人亲属犯罪记录，从而排除个人利害关系对法治的干扰。不允许腐败官员子女担任公职，本质上也是一种“回避”。反过来说，如果有人仅仅因为父母有犯罪记录，就在不会对工作产生任何影响的情况下受到不合理限制，当然只能解释为歧视。

在此之前，已经有一些单位注意到了理顺相关规定的重要性。譬如，在家暴者子女能否考公考编的问题上，就有单位公开表示：父母有家暴犯罪记录的人，在政审中不受影响。此外，我国现行《征兵政治考核工作规定》也明确规定，只有在征兵对象父母犯下危害国家安全犯罪行为，父母参加民族分裂、暴力恐怖、宗教极端、黑社会犯罪，父母犯罪后征兵对象本人有包庇、报复言行等特殊情况下，征兵对象才不能通过政审。换言之，如果一个父母犯下过一般罪行的年轻人想要当兵，只要没有包庇、报复言行，依规就不会在政审中因父母罪行“被卡”。

上述案例，充分体现出了有关规定的制定原则——对犯罪人员子女就业作出限制，从来都不是为了“惩罚”他们，而是为了在必要范围内防范风险。这也与周世虹提出的“罪责自负的法律原则”相符合。犯罪人员必须为其行为付出法律代价，也只有他们自己才能承担这份代价。真正的公平，是让每个犯罪人员都受到相应的惩罚，同时不让任何人无辜受到伤害。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