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决定成为一名青年教师时，你的人生已经被切割成精细的时间表，不容出错。

29岁博士毕业，35岁前找到一份教职，为了不被“非升即走”淘汰需要在考核期内发论文、做项目、带课题……

青椒们一旦在某个环节慢半拍或出错，没有在时间表内完成到副教授的跳跃，那当下的每一天都将成为他们职业生涯的倒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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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大龄读博的人们，甚至会遇到“还没毕业就失业”的窘境。

提前的中年危机

“现在很多高校把教职年龄卡在32岁，好心塞。”

“我见过一个学校要求30岁以下且有两年以上相关企业经验，读书真要趁早，不然中间稍微一步没赶上可能就被卡了。”

“我师弟因为毕业就36岁，无法留在高校。”

在一个青椒聚集的学术社群上，人们互相传递着年龄的焦虑。

我国博士后申请年龄必须在35周岁以下，部分要求严格的院校年龄要求在32岁以下。直接应聘高校教职的博士，也同样面临着年龄限制：讲师普遍只招35岁以下，甚至32岁以下；副教授不超过35岁。

图 | 东部某“双一流”高校2023年新教师招聘启事

35岁，也是申请一些科研项目和人才计划的关键节点。特别是国自然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与职称评定、其他项目密切相关，影响重大。在很多院校，拿到青年基金可以评上副高，保住自己的饭碗。

近5年来，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资助率从2018年的20.54%，稳定在17%上下。刚刚过去的3月，青椒们都已提交了国自然的本子。今年是否能一举中标，关乎了青年科研人的职业生涯。

青年基金设置年龄限制的初衷是为了鼓励青年科研人员，本意是为了打破论资排辈，但这一限制逐渐也加大了青年科研人的压力。

博士生们谨慎选择第一份工作，担心“非升即走”失败自己就已经超过35岁；

生育最佳年龄撞上”非升即走“考核期，高校女教师不是在这个聘期内生孩子，就是在那个聘期内生孩子……

成为青椒，就是和时针赛跑，踏上一趟加速的列车，便身不由己。

图 | 高校女教师的两难境地：考核期撞上生育期

35岁失业，还能去哪儿？

仅仅完成合同里的考核指标，是没办法晋升的。同一批入职高校的青椒们，都拼命在紧凑的时间表里，为自己增添留下的筹码：论文、基金、专著……而留下的人注定是少数。

华中地区某985高校人事部副部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首批聘期到期的69人中，最后仅有6人被直接聘为固定教职副教授，淘汰率达到91%。

夏衍是某顶尖985高校的青年教师，他只差一票，未通过职称考核。这是他最后评副教授的机会。

已经36岁的他，只能离开辛辛苦苦工作五年的高校。夏衍说自己带着被解聘的“污点”四处找工作，一直没有结果，又缺乏勇气转行，只能以代写论文为生。

“非升即走”失败的青椒们，还能去哪里？我们常常把目光停留在最拔尖和风光的一群人身上，但失意的人总是大多数。

“老婆跟着辞职、小孩转学、卖房……”对于上有老下有小的青年教师来说，意味着整个家庭又要到新的去处，从头再来。

图 | “走”了的青椒，都怎么样了？

在“失业再就业”的过程中，青椒们往往会选择向下流动，去向更低水平的院校就业。

向下求职，也意味着对应的平台和资源更有限，要在科研道路上做出成果可能会遇到更多的困难。

不过，也有青椒收获了更多的机会。在原来的985卷不到副教授，在双非拿到长聘副教授，换一个环境继续自己的职业生涯。

导师的“非升即走”，自然也会影响到读研的学生。

在“‘非升即走’后‘走’的青年教师，都怎么样了”的网络讨论下，有一位“双一流”研究生讲述了自己的经历：“我作为学生，永远不会忘记我导师接到消息时，愧对学生的难堪，撑着面子给学生们安排后路的窘迫，对自己前途的迷茫、颓废乃至绝望。”

他后面几届入学的师弟师妹，在联系导师时，也都倾向找有终身教职的导师。

高校不是象牙塔

对于想要进入高校工作的博士毕业生来说，高校绝不是象牙塔，一样是竞争残酷激烈的职场。

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化，越来越多的博士生们，在毕业季的职业选择路口，进入高校工作，竞争必然愈演愈烈。

据教育部统计，2012年至2021年间，博士毕业生已经从5.1万增长到了7.2万，增幅39%；高等教育学校教职工则从22.7万增至27.8万，增长幅度为20%。

僧多粥少的结果，自然是不断提高门槛。

一位在北京高校任职的青椒回忆道，自己2020年毕业那年，学校的政策是“博士毕业，有海外经历，再做‘师资博士后’留校工作。”而2022年，学校改了政策，想要留校，必须拿到青年人才计划的帽子。

没有冒险，何谈创新

年龄的焦虑，在中国的科研界蔓延。

被考核时间表不断追赶、害怕一步错可能步步错，因为失败的代价难以承受。

“我们花了很大力气尝试给科学家贴标签、戴帽子、设等级，以此进行资源分配，导致很多学者根据这些因素进行自己的职业规划，临近评价的时间窗口就会非常焦虑，因为一步错过可能步步错过。事实上，这种焦虑是毫无意义的，对真正的科技创新是起副作用的。”一位985的高校教授如此说。

有人形容，做科研创新，就像是冲浪。每一位科学家都是冲浪选手，等待一个浪头、一个趋势、一个时机。但是浪头什么时候出现、在哪里出现、是大是小，是无法准确预知的。

没有安全感的环境，难以存在具有冒险精神的冲浪选手。科研人员每天陷在焦虑中：自己能不能发文章、中基金、拿到稳定的教职……谁会愿意拿自己的饭碗冒险呢？

中科院院士周忠和指出，这些令人焦虑的政策核心还是数字化评价。现有的评价体系加剧了青年科研人的自我设限和画地为牢。要在兼顾效率和公平的基础上，给年轻人更多保障性资源，相对自由地做自己喜欢的研究。

让年轻人去冲浪，即使被浪打翻，也能再站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