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流动人口社区，怎样结伴带娃？

石润乔（自由撰稿人）全文4300余字，阅读约需9分钟

国家统计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人口基金共同发布的《2020年中国儿童人口状况：事实与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流动儿童规模为7109万人，流动儿童占全部儿童比例为23.9%，平均每4名儿童中，就有1名是流动儿童。在流动儿童背后，往往站着一个辛苦的流动母亲。

2020年是李易北漂的第12年，作为一位妈妈，她需要做一个决定。

【资料图】

她有两个儿子，老大即将升入初中，老二念小学。由于未能取得户籍的考生无法在北京高考，两个孩子要么回到福建老家，一边“留守”一边准备高考，要么迁居到另一座城市。

考虑到高考竞争激烈，李易最终选择在临近北京的天津买房落户。

来到天津市武清区，是她人生中的第三次迁居，社交圈子都被清空，一个人也不认识。在这里，她又一次成为“流动社区”里孤独的一分子。她延续了自己在北京的工作——儿童社工，向社区申请运营“儿童之家”，将其作为免费开放的生活馆。

她希望，在陌生的社区之中，能够有一间屋子供孩子和妈妈们玩耍、倾诉、彼此熟识。由此，一座座孤岛才能开始连接。

▌那些没人管的孩子

像是打仗似的，天津武清区的陪读妈妈们每天都围着孩子忙。李易也是其中一员。

早上八点，她骑着一辆电动三轮车送大儿子上学；

九点到十一点半，开生活馆；

中午回家给两个孩子做饭，午休；

下午两点到四点半，继续开生活馆；

四点半，骑上车把孩子接回家。

李易身穿运动半袖、平底鞋，短发齐齐地别在耳朵后面。

她是公益组织“常青藤”的儿童社工，也是一位陪读妈妈。开生活馆，是李易亲手改变本地环境的一次实践。通常，馆内上午会有老人带着3岁以下的小孩玩乐高，下午有本地的陪读妈妈来上国画课，开读书会。暑假开始的时候，妈妈们要带着孩子回老家玩，社区会一下子变得空旷。

▲ 下午，生活馆提供免费的国画课，参与者多为流动妈妈

从武清到北京只需要二十几分钟高铁，不少人在这里买房，在北京工作，双城通勤。

这里离乡村只有几公里，挨着城区边上，一眼望去都是农田。刚到的时候，李易的两个孩子像撒欢一样兴奋：“北京可没有这么大的场地去跑。”可是时间久了，他们发现“除了这个啥也没有”。疫情三年，由于没有朋友，没有伙伴，两个孩子待在家里成了电视儿童。

两年前，李易一边带孩子一边调研社区里的教育环境。这里的青少年整体给人一种“不好管”的印象。李易从手机里调出一张图片，是她早上八九点在附近农贸市场拍的。画面里，一个十来岁的小男孩坐在摊位中间，专注地玩手机。她问：“怎么没去上学？”对方简短地应了一句，就什么也不说了。

来武清定居的居民，有三种目的：上学、打工、住回迁房。打工者在附近的农贸市场、美团配送站点和工厂上班。这里人杂，晚上货车不少从这里开过，车牌一眼望上去，都是不同省份。饭店不少，每个商品房小区都配有幼儿园，但没有其他文化娱乐设施。

生活馆所在的社区居委会主任何姐介绍，武清不算低收入社区，但家长不重视教育，更不愿意投资给早教。平时，小区有一个小广场，孩子们在这里跑来跑去，就算是嬉戏了。嬉戏过后，留下一片垃圾，都是零食包装袋。

居委会门前，是地下车库，玻璃是透明的，三四次都被孩子砸破。抓到以后，家长赔钱，下次孩子继续砸。

一位从燕郊搬到武清的妈妈说：“前天晚上十点多，我带着儿子回家，看见有的孩子穿着初中校服，‘呼呼’地骑电瓶车，那个车一看就改装过，骑着骑着还把前轮抬起来。”

坐在她旁边的另一位妈妈补充：“初中门口那块经常停着两辆摩托车，有几个男孩女孩聚在那里吸烟。”

另一位在生活馆做志愿者的妈妈说，自家的自行车本在车棚放置，有几次，三个孩子将自行车原地抬起，搬到了另一楼道。从监控视频看，一个高高壮壮的女孩带着两位个头较小的孩子。被居委会发现以后，女孩的父亲当众打了孩子两巴掌。

这些都让李易相信，这里的人，需要一个让孩子们玩耍和受管教的公共空间。

另一位生活馆馆长方静，也从孩子身上看到了开馆的必要。在北京西城区官园一带，不少流动家庭住在集体宿舍里。方静说，到馆里玩的多是男生，父母在附近做流动摊贩，95%的孩子成绩属于中等以下，性格顽皮，喜欢在馆里办活动的时候捣乱。

这些男生，对“老师”这一角色嗤之以鼻，或许是因为在学校里受够了老师的批评。一开始，男生们总会戏谑地叫方姐“方老师”，方姐说，叫什么都行，甚至可以同辈相称，相互叫“大哥”。因此，方姐得名“方老大”。

孩子们的需求体现在放学之后。除了平房里的家，这些男孩没有其他地方可去，甚至不想回家。方静记得，有的孩子，在家里被父母打，也不敢让老师看身上的伤；有的孩子自虐自残；有的孩子，放学回来把书包随处一扔就开始大喊大叫，算是发泄。方静需要首先教他们一些日常生活技能，包括洗手、喝水、脱鞋、收拾屋子。

▌“这地方的很多女性挺不容易的”

促使李姐开馆的原因，除了孩子“不好管”，还有另一种需求，来自带孩子的妈妈。

几个月前，李姐在街上看到一位女性身穿美团制服送外卖，后座上带着两个孩子。其中一个孩子下车以后，另一个孩子似乎是图新鲜，要站到电动车前部。于是，这位妈妈一只手扶着孩子、一只手扶着车把继续前行。这幅画面，让李姐一下子想起自己一个人带孩子的日子，“这地方的很多女性挺不容易的”。

在武清生活馆内，一位从北京搬到天津的妈妈刘丽办了一个读书会，正在共读《非暴力沟通》。十来位陪孩子到此读书的妈妈每人轮流读一页，讨论如何用“非暴力沟通法则”解决生活里的摩擦。

有人不知道，当孩子的父亲大半夜醉醺醺地回家，怎么应对；有人说，让孩子写作业而孩子想玩，晚上让孩子洗漱睡觉而孩子想看书，如何避免和孩子吵架？读书会里的妈妈们感慨，当自己开始内省时，好像突然就不会说话了。

这些妈妈们，都有着相似的人生轨迹：年轻的时候和丈夫外出打工，生子后独自带娃，最终为了孩子搬到天津，清空人生坐标，再次成为“流动妈妈”。读书会里，最早来到社区的一位流动妈妈是王倩。在她结识的妈妈里，父亲无一例外“都赚钱去了”，常有人提到，孩子不服从管教，迷上了打游戏。

主持人刘丽，每周特地从10公里之外的城区到武清开读书会。她性格腼腆，话少，喜欢反思。她在小区里散步的时候，和妈妈们交流过彼此的难处，大家多有怨言——人生地不熟，幸福感和归属感减少，焦虑，甚至抑郁。按照非暴力沟通法则，刘丽试着“跳出矛盾本身，感受冲突的本源”，为自己的难处寻一个答案。她发现，自己此前“关注点都在孩子或者爱人身上，自己内心深处的情感忽略或者没有”。

国家统计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人口基金共同发布的《2020年中国儿童人口状况：事实与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流动儿童规模为7109万人，流动儿童占全部儿童比例为23.9%，平均每4名儿童中，就有1名是流动儿童。在流动儿童背后，往往站着一个辛苦的流动母亲。

在他乡独自带孩子的感受，像在一座孤岛之上。方静说，孤岛就是：“孤立的，没有工作，拖着一个孩子或者两个孩子，成就感和存在感特别弱。”

孤独感被打破的时刻，也是在真实交流中发生的。2013年，方静在北京运营一家民宿，独自带学龄前的女儿，也开始接触公益，担任北京西城区官园社区生活馆的馆长。没认识其他流动妈妈时，她认为自己的幸福指数很低。她说，举目望去，亲戚家人都不在身边，而朋友都是在生意往来中交到的，都是“交易关系”，不轻易说心里话。

馆内交流时，流动妈妈们在一开始总是试探的，谁也不愿意告诉别人自己暂时没有工作。直到聊深入了，心扉也敞开了，有人提到自家的孩子有先天性疾病、治病花了多少钱、家里最近的经济问题不小……有人回应：我们家的孩子跟你们家的差不多大，有几件衣服没怎么穿，你要是不嫌弃下次就给你拿来。

方静说，这些真心话拉近了彼此的关系。这些妈妈讲彼此的“破烂事”，而不攀比孩子的成绩。在气场上，大家算是一类人。

▌“乌托邦”落地

在流动社区，理想的公共空间是什么样子的？

北京师范大学陶传进教授在研讨会中提到：社会组织可以为流动儿童提供资源、帮助和社会服务。一个颇有成效的方式是创建物理空间，在其中开展结构性的社会活动。在此，流动儿童和社区得以建立连接，从而将社会关系扎根于城市。

李远香是“常青藤”的研发总监，她见证不少女性从全职妈妈转变为儿童社工，甚至独立开馆。她认为，提供支持与互助的平台，能够扩大孩子和家长的社会化经验。这意味着，这里不搞学科教育，也不办培训班，只求让孩子们释放内心的压力和恐惧，像是“在丛林社会中撑开一方乌托邦”。

“乌托邦”总是与复杂的现实相碰撞。李远香说，当流动妈妈转变为儿童社工时，她们“很难一下子相信这样一套价值观”。新任馆长最常见的一种情绪是慌张，平时轻车熟路的“带娃”变得有含金量，需要一定的学问：如何看见孩子们的需求，如何培养孩子的社会情感能力而非认知能力，都需要在互动里重新体悟。

在北京官园馆，方静曾遇到一个读小学的男生，性格痞痞的。一次，男生的父亲被老师找到学校，回到家便打了儿子一顿。方静看见，男孩手上的伤痕一道一道。她坦言，自己当时对儿童权益没有那么深刻的认知，想着“反正已经被打过了”，就问候了几句。男孩告诉她，自己长大以后第一件事，就是要把父亲给杀了。方静震惊：“你这话说得好吓人。”

后来，方静通过家访，发现父子俩的矛盾在于成绩。男孩的父亲每天开着一辆货车、早出晚归做蔬菜生意，不知道该如何管教孩子。他对方静说：“只要你们能帮我把他的成绩提上去一点，让老师不找我麻烦了就行。”当男孩经过辅导提高成绩后，这位父亲主动找到方静，提出愿意为此后的学生外出活动做司机。

疫情期间，由于居委会决定收回生活馆所在的“儿童之家”，停止一切公共活动，在北京的五所生活馆悉数关闭。虽然生活馆的运营被中止了，但关于“乌托邦”的畅想，正在以新的形态发芽。

2022年，方静由于女儿无法在北京参加高考，决定全家迁回成都老家。老家位于崇州城郊结合地带，她看到，这里的孩子所拥有的资源比城市里的流动儿童更少。在返乡手记里，她描述自己看到的，都是“呆呆坐在美术公益课堂的孩子，也可能是宅家长时间玩手机刷抖音短视频的孩子，或者是过于内向缺少社交的孩子。”

敏锐的观察力，让方静了解到当地孩子们的需求。2023年3月，方静联络当地公益机构，以合作的方式申请到一间新修建好的活动室，再次开放生活馆。

在北京，通州馆经历了疫情开始重启。负责人张文总结了自己的工作内容，大部分时间用来向居委会、街道办、当地妇联等机构递交材料，与基金会沟通。这是“常青藤”的运营模式：馆长以社工的身份嵌入社区工作体系，申请政府购买服务，承接社区治理项目，获取经费。5月，李远香与一家商业公司谈好合作，对方以实现企业社会责任的方式赞助生活馆场地，用于通州新馆的开放，但商业与公益的合作模式还在摸索之中。

两个月前，李易在天津武清申请的社区“儿童之家”项目正式开张。屋子位于居委会一楼，所有物资均由众筹所得，大部分是从临镇的儿童福利院搬过来的。儿童沙发、桌椅、电子琴、乐高玩具……供孩子玩耍的陈设有些旧了，但是安全、干净。朋友捐赠的一台烤箱，让李易想到办一个“解忧厨房”活动，因为发现“妈妈们经常问彼此今天吃什么菜，明天吃什么菜”。

这几天，夏天的阳光从两面落地窗烤进来，天气转热，还差两台立式空调。

居委会已经把需求报给了街道办。李易想，自己要再盘活一下资源，“看看去哪里能刷脸，刷个空调过来”。

（文中李易、方静、刘丽、张文、王倩均为化名）